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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是北大毕业的上海千金,却在沙漠坚守57年,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

2019-11-01 21:25:08来源:手指娱乐网  作者:陈道帅  阅读:181

最有格调的心学微刊

来源 |书单(ID:BookSelection)

作者 | 唐一

上个月,共和国七十华诞前夕,有这样一条新闻,不知“书米”们是否注意到了——

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决定,42人被授予国家勋章、国家荣誉称号。

在这42人中,有我们熟悉的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、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,还有一个有些陌生的名字——樊锦诗,她被授予“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”国家荣誉称号。

即便这个名字不太熟悉,但说起她这一生默默守护的地方,你一定不会陌生——敦煌莫高窟。

莫高窟,始建于公元366年,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好的佛教石窟艺术圣地,至今保存了735个洞窟、45000平米的壁画、2000多身彩塑。

但由于历史悠久,再加上战乱、掠夺、人为破坏、环境等因素,莫高窟大量文物被劫掠,珍贵的壁画得不到很好的保护,随时面临着被历史湮没的危险。

于是,一代又一代有志向的艺术工作者来到敦煌,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,肩负起了保护这座人类史上的艺术宝库的重任,樊锦诗就是他们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。

从24岁到81岁,樊锦诗在敦煌莫高窟一待就是57年,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,敦煌研究院副院长、院长,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。

她被称为“敦煌的女儿”,国学大师季羡林也说“前有常书鸿,后有樊锦诗”,拿她和“敦煌守护神”常书鸿相提并论。

在她和一代又一代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下,莫高窟从1900年被发现到现在,整整一个多世纪过去了,依然能向世界展示出自己独特的风采。

哪怕坚守大漠57年,中间和丈夫分居了19年,樊锦诗却说:“一辈子只做一件事,我无怨无悔。”

今天,和你分享的,就是樊锦诗的自传《樊锦诗自述:我心归处是敦煌》。

你可以看到,一个人生本可以有无数条路的人,如何选择了最难的一条,并且,走出了她的美丽和伟大。

1938年7月,樊锦诗出生于北平,后来一家人又去了上海谋生。

父亲是名工程师,毕业于清华大学,特别喜欢中国古典艺术和文化。受他的影响,樊锦诗从小就热爱中国历史,因为在中学课堂上读到一篇关于莫高窟的课文,就对莫高窟有着一种特别的向往。

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,当地上至皇族宗亲下到普通百姓都信仰佛法,于是在敦煌开窟造像,前后历时十个世纪,到了元代之后才逐渐荒废。

直到1900年,一位叫王圆箓的道士在清理莫高窟的积沙时,无意间发现了藏经洞,莫高窟这才重新赢得世人的目光。

它所呈现的壁画、佛像等艺术,极大地震撼了世人,有人说,莫高窟就是“中国的卢浮宫”。

但莫高窟远比卢浮宫历史悠久,而且它的美和震撼力,也远非卢浮宫能比。

国学大师王国维、陈寅恪,著名画家张大千等人,都对莫高窟的艺术价值大加赞赏,张大千更是在莫高窟住了两年多,临摹了三百多幅壁画。

曾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常书鸿,正是在巴黎街头的一个旧书摊里,发现了一本《敦煌画册》,被其深深震撼,于是放弃在法国的优越生活,来到莫高窟从事研究和保护工作。

莫高窟的动人魅力,也深深刻在了樊锦诗的心中,她开始留意和敦煌有关的信息,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到敦煌看一下。

秉承这份热爱,樊锦诗考进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,并在1962年的毕业实习中,和班里的另外三个同学,第一次来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敦煌。

正是这次实习,改变了樊锦诗的命运。

在樊锦诗曾经的想象中,莫高窟保存着各种珍贵文物,应该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、非常气派的地方。

可是等她一下车就傻眼了,那里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面黄肌瘦,穿的都是洗得发白的干部服。

原来,敦煌处于西北大漠,远离大城市,虽然有着珍贵的文物古迹,但环境要比樊锦诗想象中要恶劣得多。

气候干燥、黄沙漫天,住土房、睡土炕,地上永远是扫不完的尘土。

食物短缺,吃得最多的菜是“老三片”:土豆片、萝卜片和白菜片。就是这样简单的饭菜,一天也只能吃两顿。

那里不通电,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,上一趟厕所都要跑到很远的土厕。

喝的用的都是盐碱水,不习惯的人一喝就会拉肚子,拿来洗头发,洗完头发都是黏的。

周围根本没有商店,有钱也没有地方用,要买什么东西只能跑到25公里外的敦煌县城。

除了生活条件艰苦,樊锦诗还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,几乎每晚都失眠,经常三四点就醒了。

再加上营养不良,她甚至上洞实习的时候,经常走不动路,最后只能提前结束实习,返回了北京。

后来,樊锦诗很坦诚地承认:“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,这是真话。”

不过,世事难料。第二年,樊锦诗大学毕业,被分配的工作地,就是莫高窟。

父亲心疼她,写了厚厚一封信,让樊锦诗把信转交给校领导请求改派。

但这封信并没有被交上去。

樊锦诗觉得,只要是国家需要,就愿意无条件地服从。更重要的是,自从之前实习回来,她就一直念念不忘敦煌石窟的壁画和造像:

“灿烂的阳光,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,金碧辉煌,闪烁夺目。整个画面,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,令人惊心动魄。”

樊锦诗心想,或许,命运就是以这种方式让她补偿上一次实习的半途而废。她也暗下决心,这一次去敦煌,一定要取得真经回来,绝不能中途放弃。

得知女儿决心要奔赴敦煌时,父亲说了一句:“既然是自己的选择,那就好好干。”

樊锦诗没有辜负父亲这句话,她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,之后又在大漠中坐了130公里的车,终于来到敦煌。

下了车,她两腿发麻,两眼发晕,想做的第一件事却是:进洞,看看洞里的壁画!

但光有奉献的决心可不够,要想真正成为一个莫高窟文物工作者,樊锦诗还要过第一关:临摹。

临摹是敦煌艺术保护和研究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,壁画和彩塑的临摹品一方面自身拥有文物价值,另一方面临摹本身就是一种保护和传承。

同时,这也是训练工匠的办法,只有临摹这一关过了,才算有资格去修补莫高窟的壁画。

因此,每一个来到敦煌的青年画家们,都要在老院长段文杰的带领下,进行描线的基础训练。

老先生们反复叮嘱:“先喝惯这里的水,吃惯这里的饭,临摹十年,再谈创作。”

或许有人会说,临摹不就是“依样画葫芦”吗,这有什么难的?

要临摹出壁画的“形”,当然不难,但要把一千年前敦煌壁画原作的精气神画好,是极其困难的。

壁画上每一根线条的变化和内在结构比例,都有着艺术奥理;壁画的笔法、墨法、用色和构图,都有其精妙之处,每一个都必须深入研究。

初来乍到的樊锦诗,也开始了临摹学习,这可是一个苦差事,而且没有任何发挥的余地,要完全约束自己的个性。

白天,她就跟着前辈,进洞窟里临摹;晚上回到宿舍还要“练笔力”,在纸上反复书写,如此锻炼腕力。

此外,她还要大量阅读和敦煌壁画及其艺术有关的史书、古籍,弄清临摹对象的想象内容。

有时候累了,她就爬上三危山,那里可以望见整个莫高窟,密集的洞窟像蜂房一样错落在崖面上,显得沧桑而神秘。

樊锦诗经常一坐就是半日,看着敦煌的蓝天,她总会默默地想:“能为敦煌莫高窟这样的地方做一点事,是我人生的一种幸运。”

就这样,樊锦诗慢慢习惯了敦煌的生活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地进洞调查、记录、临摹。

曾有不少人问她,在敦煌这几十年呆得住吗?樊锦诗总会用非常质朴纯真的语言回答:

“人都快忙死了,忙得一塌糊涂……至于什么待住待不住,肯定是待住了,而且还安下心来静静地做这个工作。”

十年动乱之后,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,她的工作重心也从考古研究转移到莫高窟的保护上。

当时的莫高窟,随着时间的推移,壁画已经开始模糊、掉落、退化,如果不抓紧采取措施,可能会面临快速消亡。

樊锦诗先是给敦煌石窟做了一个“科学记录档案”,一个洞窟一本档案,每个洞窟都有全面、简明的平面图和剖面图,以及照片、文字等专业记录。

那时候正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,敦煌文物研究所既没有足够经费,人手也短缺,甚至连一台像样的照相机都找不到。

樊锦诗四处奔走,还和日本、美国等地的文物研究机构合作,开创了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。

最后,她和工作人员一起整整花了10年,拍下了3000张洞窟档案照片,终于完成了这份档案。

后来樊锦诗才知道,其他文保单位的档案也就只是几页纸。

不少同事都说,樊锦诗太傻了,国家文物局根本没要求这么做,樊锦诗毫不示弱地回应,几页纸的档案,能叫档案吗?

樊锦诗的这番话,其实折射了她内心深处浓浓的焦虑。

她曾看过几张1908年拍摄的莫高窟的照片,对比照片所拍摄的洞窟和文物,现在它们或退化、或模糊,或丢失,消亡得非常严重。

哪怕详细建立了文物的档案,拍下3000多张照片,但照片和录像终究无法长久保存壁画的历史信息。

难道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敦煌莫高窟,就要这样走向消亡吗?

樊锦诗苦苦思索着这件事,直到她去北京出差,第一次看到计算机,听说图像数字化可以存在计算机保持不变,她这才有了主意。

她多方奔走,到处筹集资金,与国外合作,形成一套先进的数字化采集,电脑图像拼接技术。

莫高窟的文物,就这样留存在数据库之中,被永久地记录了下来,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在线游览莫高窟,甚至还能通过VR设备进行体验。

1998年,在莫高窟的保护工作有点眉目的时候,全国掀起了“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”的热潮,有关部门准备将莫高窟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。

看起来是个赚钱的事情,但樊锦诗却坐立不安,因为这势必会对莫高窟的文物造成重大影响。

为了保护莫高窟,她把《文物法》和《旅游法》全部研究了一遍,到处奔走,利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这些遗产。

可想而知,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,有人说她不识大体,有人骂她是“疯婆子”,还有人不断向上级告状。

本来就瘦小的樊锦诗,在那段时间又瘦了10斤。

樊锦诗后来回忆,自己年轻时是个内向沉默的人,一上台就说不出话,但为了保护莫高窟,当时60多岁的她也顾不了那么多,该争取就要争取,该说话就得说话。

她的态度非常坚定:

“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,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,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位,你要是做不好,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?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。”

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:“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,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。”

在她的坚持之下,莫高窟商业化的脚步终于停止了。

为此,樊锦诗非常欣慰地说:

“把莫高窟完好地交给下一代人,无愧祖先、无悔后人,这就是担当,就是使命。”

樊锦诗的努力,也得到了学术界的一直认可,学术大师季羡林曾用四个字点评她的保护工作——功德无量。

57年,从24岁到81岁,樊锦诗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敦煌,献给了莫高窟。

她不是没有想过离开,毕竟和家人分居19年,一年只能见一两次。用她的丈夫彭金章的话来说:

“别人都觉得她是个坚强的女人,孤独守望着茫茫大漠中的莫高窟。可她毕竟还是个女人,我对她有两次为孩子落泪记忆犹深,一次是在敦煌,一次是在我河北老家。”

最接近离开的一次,她在武汉住了整整半年。

但在这半年里,她满脑子想的还是莫高窟的文物,有时候闲着无事想看看书,下意识拿出来的还是关于莫高窟的书。

后来她说:“这就是一个人的命。” 于是又回到了莫高窟。

在莫高窟的57年里,她走遍了大大小小735个洞窟,对每一幅壁画、每一尊造像都仔细研究,如数家珍。

2019年3月,樊锦诗登上中央电视台的《开讲啦》,节目组随意放出几张飞天壁画,樊锦诗一下子就认识这是哪个洞窟的壁画,背后有什么故事。

连主持人撒贝宁都说:“樊锦诗老师看着壁画时的眼神,如果不是真正的热爱,是不会有这样的神采的。”

57年光阴,在莫高窟的历史中只是弹指一瞬,但对于樊锦诗,却是她一生最好的年华。她说: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,一辈子只做一件事,我无怨无悔。”

她的灵魂已经融入到莫高窟之中,她也渴望自己死后,能埋在莫高窟的前头,守候着莫高窟。

回顾自己这一辈子,她只是淡淡地留下一句:

“如果我死时让我留一句话,我就留这句:我为敦煌尽力了。”

作者 | 唐一 编辑 | 黑羊

图源 | 图片来源于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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